三五个问题下来，有虚晃躲闪的，有黑线上脸的，还有红了眼眶的。
专门对准人家的槽点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以至于有人还称她为“鲁莽”。
一款前所未有的访谈节目面世，《东方时空》的子栏目，央视八分钟访谈栏目《东方之子》。
时间，《东方之子》总制片人，他给这款访谈节目的定位是——要知道，在这之前，中国从来没有所谓的游走式采访，边走边聊。采访西北地区的电影放映员，他就骑着马，和嘉宾走在沙漠里。
△ 来源：纪录片《点燃理想的日子》
一开始，白岩松很懵，不断问制片人时间：“我要看哪里？我要怎么站着？”时间就是一顿骂：“是摄影师找你，不是你找摄影师。把机器都锁死了，我还给他们发什么工资？”节目的另一位主持人胡建，采访作家兼下海经商的张贤亮时，反复地提问，写作和经商到底哪个对他来说更重要。张贤亮刚开始还含糊其辞：做生意累了，就写作，不耽误。
这时张贤亮忍不住着了急，但仍是意气风发的商人口吻指着主持人胡建说：
张贤亮这样的反应很正常，当时大多嘉宾对访谈不以为然。访谈，不过就是一个小美女播音员，问着一些“你当时在做什么呢？”“你是怎么想的呢？”这种问题。时间对问出这些问题的主持人，不客气地评价：我觉得都是智商造成的。
即便是采访季羡林这样的大师，白岩松也没有以老师相称。制片人时间认为，一口一声的老师，等于替观众预设了这样一种采访和采访者的关系。从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季羡林，才能面对当时的毛头小子白岩松。说出“所谓的学术顾问，都只是不顾不问”这样的大实话。
时间认为，主持人和嘉宾，应该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思想的关系。无论你是多大的名人，多显赫的身份，都必须放下架子，真实坦诚地与大众交流。1996年，央视《东方时空》的一群理想主义之士，又开办了另一款特别节目——△ 《实话实说》第一期片头
第1期，是为“3.15”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特别策划的节目。他从1995年起，就到各大商场购买假货，要求商家索赔。截止当年的节目播出时，他购假金额已经达11万元。 △ 为了让人不认出他，王海给23岁的自己贴了胡子，带了墨镜
当时除了主持人和嘉宾外，还有持正反方观点的专家学者，这一期甚至还有消费者协会投诉监督主任在观众席中。在这个场地里，谁的观点，都可以质疑，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。当时台上的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，指着台下的消费者协会投诉监督主任说：出现王海这种现象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是你们的工作做得不够。
认为王海以索赔为目的来打假，这已经偏离了一个正常的公民行使自己消费权的轨道。台下一个女生对王海说：“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呢？你不过是扰乱了这个社会的秩序”。其次，现在出现这些以盈利为目的，看起来并不太高尚的打假行为，恰恰反映了我们制度的漏洞，政府恰好有机会可以利用这种冲突，去逐步完善。
但不管观点怎么针锋相对，台上台下始终和和气气，大家都用观点来说话。消费者权益，弱势群体权益，赌博现象，买房子热潮，3亿烟民问题........
陈虻是《实话实说》的主要负责人，他当年为《生活空间》节目量身打造了一句流行语：
在这个与普通人沟通的平台上，崔永元成为国民男神，数次上了春晚小品。
哪怕他离开《实话实说》，也仍然是在民间有号召力的意见领袖。这么多人都依靠这一个崔永元来代言、发声音，也是不容易。
2001年，崔永元患上抑郁症，整天睡不着觉，决定离开《实话实话》。
多年后，接棒《实话实说》的主持人阿忆在博客上“爆料”：“实话实话的环境已经不再，谁接这节目谁死，谁办这节目谁亡，小崔回来也一样。所以聪明的小崔不回来，而且当年就非常聪明地先撤了。”1980年代，我们一边做节目，一边看到自己的成果，有共同志向的人聚在一起，一起喝大酒，吃大排档。
现在呢？我喝上了拉菲，喝上以前想都不敢想、听都没听说过的酒，有房有车，生活滋润，但没有环境和空间了，也没有激情了，我的艺术生命也结束了。
1998年，马东在湖南台主持访谈节目《有话好说》。他拍过艾滋病儿童，拍过打工子弟学校的脏乱差，买凶杀人的政法委书记......最“劲爆”的一期节目，他邀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和两位同性恋一起探讨对同性恋的认知。我觉得在一个健康和开放的社会里面，不应该有任何事情，它明明是客观存在，却有必要大家都对它视而不见。
2005年主持的《文化访谈录》里，跟陈丹青对谈，讨论的是如何看待当下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。跟郭敬明对谈，问的是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涉嫌抄袭的事情。
马东熟练使用年轻人的语言插科打诨，聊着当下年轻人最感兴趣的话题。正如马东在《十三邀》里，他用一种滴水不漏的语言组织方式，完美消解了许知远的提问。
当讨论具有外延性的话题变得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与潜在的风险，稳妥的做法就是：话题内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，从社会性的公共议题，缩回到个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。于是谈话节目的方向都一致朝向朱军当年的《艺术人生》。用艺术点亮生命，用情感温暖人心，探讨人生真谛，感悟艺术精神。总之是在安全的话题内不断升华、拔高，不会再向外扩展一点讨论的边界。
易立竞的《立场》，陈晓楠的《和陌生人说话》，姜思达的《仅三天可见》，鲁豫的《豫见后来》，许知远的《十三邀》……你不知道下一季是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季。
我们究竟是生活在保温箱里多久，才会认为这种基本操作，就算“敢问”了？
他的提问几乎都是质疑，但也代表了疫情期间市民所忧虑的问题：“你说一定要控制传染源，但是按照你这个说法，在我这个想象中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“我们眼里看到一个很镇定的一个市长、一个很坚定的市长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。”
在柴静的提问中，既看到了宋志刚作为城管进退维艰的一面，也不回避指出他们执法时的不合理之处。
有一期关之琳来上节目，聊到兴头上，黄霑问关之琳：“你会不会甘心情愿做别人的情妇呢？”
自己就把狗仔队蹲几个月也挖不到的料，说得一清二楚。补了一句：“我们是做电视节目而已，我们不是教育青年的人。”
△ 成人限制级综艺
就在Sir写完这篇文章的今天，正好冒出了两个热搜。
《三十而已》被指“烂尾”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——剧中的小三林有有没有得到报应，不解气，编剧“三观不正”。
别忘了，国产犯罪片最常见的硬伤就是天降正义的结尾字幕，罪犯一定落网，没有余地。
△ 《心迷宫》
那为什么又要求影视剧一定要给小三报应？要知道，小三连违法都算不上。正义的观众一旦“正义”起来，可以比审查的红线更加严苛。先是说“看来选角色我也是有底线滴”，而后删去了，补充说“角色不要上升到演员”。一个网上冲浪的翻车实例，想要在热搜上表态，却发现话怎么也说不圆。
角色有深刻与不深刻，丰满与不丰满的区别，有高低贵贱之分吗？
今天，明星连演个小三都不愿意，嫌配不上自己的三观了。在电视上访谈节目中，受众相对固定，大家像在客厅里谈话。而当网络可以接通到每一块屏幕之后，任何的发言都被置于众目睽睽的公共场合。一同消退的，还有平等沟通的姿态，标签之下被遮蔽的纹路，和以旁观视角对公众人物内心的进攻和开采。不管是官方还是明星，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自说自话，自卖自夸。